有一次，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见一位名人对采访的记者说：“不要专利，那是笨蛋！”
这句话说得直截了当，痛快淋漓，没留商榷的余地，其勇气着实让人吃惊。吃惊之余，细细一想，在保护个人权益尚嫌相对薄弱的社会里，有人勇敢地出来为知识产权大声疾呼，不仅大有必要，也实在值得钦佩，只是言语有失分寸，而且找错了责备对象，未免令人遗憾。
看过这个电视访谈节目之后，我马上想到，世界上至少有那么几位是不要专利的，他们都不是笨蛋，而是智商远远超过常人的大科学家。他们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要专利！”
《居里夫人传》正是为我们讲述与这一类动人事例有关的许多故事的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
据传记介绍，居里夫妇生有两个聪颖美丽的女儿，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大女儿伊雷娜·居里继承父母志愿，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与其夫婿约里奥－居里一起成为居里夫人的得力助手，在放射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二女儿艾芙·居里，学的是音乐专业，后来却当了舞文弄墨的记者。
1937年，艾芙·居里著的《居里夫人传》在法国巴黎面世。这本传记详细记述居里夫妇的一生经历，记述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学习，从事科学探索、培养人才、教育后代等等令人钦敬的动人事迹。对于他们的高尚品德、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奋发的工作精神、忘我为人的处世态度、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对压迫者的不屈态度，传记作者用无数事例，其中包括引用传主的日记和信函，转述亲友对他们的品评，充分展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对人对事的坦诚态度。
原著出版后两年，即193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本传记的中译本，译者是几年前辞世的翻译家左明彻女士。此后，这个译本经两次修订，印行达数十次之多。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应邀为第二次修订本撰写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特意提及居里夫妇不要专利等事例，表达了对他们以及他们的伟大业绩的深切敬意。
陈应年先生在《〈居里夫人传〉版本谈》中说，最早把居里夫人介绍到我国来的乃是鲁迅先生。鲁迅的《说钅日》（钅日为镭的旧译）一文发表在1903年10月日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上，文中简要介绍居里夫人发现钋和镭的事迹。鲁迅先生撰著此文绝非心血来潮，当是出于对发现镭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也是出于对居里夫人的坚毅精神和高尚品格的至深景慕。
据传记记载，居里夫妇在简陋的棚屋里经四年万分辛苦的提炼，在1902年从一吨多铀矿渣中仅仅提取到一分克氯化镭。在离析到镭的同时，他们又首创一种制镭法，使镭从仅能由实验室少量制备的局限中走出来，成为可由工厂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从而具有商业的价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在此期间，居里夫妇为了生活的需要，无法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工作。为了得到维持日常生活和抚养、教育女儿的款项，他们不得不花费许多宝贵时间从事第二职业。
1899年3月19日，居里夫人在写给她兄长约瑟夫的信中说：
“……我丈夫的收入不大够度日之需；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几笔没有料到的额外收入，因此还没有亏空。”
在这样时时面临亏空的境况下，居里夫妇得知发明专利权能给他们带来种种好处，他们的亲友也以此相劝。但是，这对夫妇经过认真讨论，仍然决定不申请专利。居里夫人认为，科学家申请专利并从中莸取好处，“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二十年后，居里夫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此事时写道：
“比埃尔·居里和我意见一致，决定不由我们的发现取得物质利益，因此我们不领取专利执照，并且毫无保留地发表我们的研究结果，包括制镭方法在内。遇有对于镭感兴趣的人向我们要资料，我们也都提供。这对于制镭业有很大好处，它可以先在法国，以后在外国完全自由地发展起来，以产品供应需要镭的学者和医生……”
居里夫妇的良好愿望，其实是一时难以完全达到的。他们放弃专利，制镭业确是发展了，而学者、医生和患者的需要，却因镭的价格昂贵，不能得到满足。连居里夫人的镭研究所也没有更多的镭，供各科学研究机构和医院作研究和治疗之用。有关工业家或慈善家为居里夫人的科学研究事业慷慨解囊的事例，传记中的记载寥寥无几。
1920年5月，美国一个大型杂志的主办人兼记者麦隆内夫人采访了居里夫人。当她问及法国有多少镭时，居里夫人说：
“我们的实验室里只有一克多镭。”
“你只有一克镭么？”
“我？阿！我一点也没有！这一克镭属于我的实验室。”
麦隆内夫人随即与居里夫人谈到专利，以为专利权已经使居里夫人成为巨富。居里夫人却说：
“没有人应该因镭致富。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世界的。”
麦隆内夫人又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居里夫人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这次采访，使麦隆内夫人大受感动，决心助居里夫人一臂之力，要在美国妇女中发起筹募玛丽·居里镭基金的全国性活动。不到一年，她筹得了可购买一克镭的十万美元。
1921年5月，居里夫人应邀带两个女儿到美国旅行，去与美国人民会面，到白宫参加哈定总统代表美国妇女把一克镭赠送给她的仪式。在举行赠送仪式的前一天，居里夫人坚持请律师办理转赠证书，把这一克赠送她的镭转赠她的实验室，因为她担心，如不办正式的转赠手续，在她死后，这一克镭将成为她家庭的私产，这不符合她的理想和愿望。
居里夫人从美国回到法国后，在几篇短文中再次谈及对专利权及有关问题的看法：
“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
“……虽然如此，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却应该把完成工作的有效条件给予这些工作者，使他们过的生活能不受物质忧虑的困扰，而且能自由地专心从事研究。”
这几段文字，透彻地表达了居里夫人不申请专利权的理由，表达了她把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把保证脑力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条件的责任，交给“组织得好的社会”，也就是交给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政府、某些基金会的主张。
我国也有一些科学家是不要专利权的；有的申请了专利，后来又加以放弃。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之一。
据报道，袁隆平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在水田里与他的助手和农工一起劳作，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杂交水稻的重大研究项目。在当今中国，有一半的水稻种植面积上种的是袁隆平院士及其助手培育的杂交水稻，有60％的水稻产量是从这些面积上获得的。按人均口粮每人450公斤计算，每年解决了三千五百多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他所创造的财富，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袁隆平院士虽然贡献很大，每月的工资只有1600多元，加上各种补助、津贴、顾问费、讲学费等等，总共也只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他对此毫不介意，只是淡淡地说：“够了”。
他的研究成果，别人基本上是无偿使用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专利或垄断经营，他回答：“我没有想这么多。谁想种都欢迎，而且越多越好。”他在捐赠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培养科学人员、奖掖后学方面，付出巨大的心力和财力。他在科学研究、为人处世、高尚品德方面，与居里夫人相比丝毫也不逊色。
当然，知识产权问题从小的一方面说，是脑力劳动者的个人问题，要不要专利，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自己所坚持的原则、自己的道德标准作出决定。但从大的方面说，有些科学发明却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有关，这就须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或国际上的有关协议作出抉择。此外，脑力劳动者的生活保障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需要，也应加以关注。由此可见，居里夫人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的要由“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是何等正确，何等有远见。我深信，她的理想，在我国一定会实现，并会逐步得到完善。
在讲求经济利益的社会里，那些不计个人名利，为人民的福祉而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甚至献出生命的人，绝不是什么“笨蛋”，而是民族的脊梁，全人类的瑰宝。
《居里夫人传》是为居里夫妇的美好心灵唱的赞歌，也是为世上一切美好心灵唱的动人赞歌！
